著名人物的事迹篇1
1930 年的一天，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坐在办公室里看一本《科学》杂志。看着看着，不禁拍案叫绝：“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周围的人摇摇头，“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人们面面相觑。最后还是一位江苏籍的教员想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我弟弟有个同乡叫华罗庚，他哪里教过什么大学啊!他只念过初中，听说是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
熊庆来惊奇不已，一个初中毕业的人，能写出这样高深的数学论文，必是奇才。他当即做出决定，将华罗庚请到清华大学来。
从此，华罗庚就成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助理员。在这里，他如鱼得水，每天都游弋在数学的海洋里，只给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说起来让人很难相信，华罗庚甚至养成了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他当然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只是头脑中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看着题目思考一会儿，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开始在头脑中做题。碰到难处，再翻身下床，打开书看一会儿。就这样，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华罗庚被人们看成是不寻常的助理员。
第二年，他的论文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清华大学破了先例，决定把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提升为助教。
几年之后，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可是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访问学者。因为做访问学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到英国，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
华罗庚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写了 20 篇论文。论水平，每一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
华罗庚以一种热爱科学，勤奋学习，不求名利的精神，献身于他所热爱的数学研究事业。他抛弃了世人所追求的金钱、名利、地位。最终，他的事业成功了。
华罗庚把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华罗庚把数学应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著名人物的事迹篇2
转眼，三月已经无声无息的来到我们身边了。一切还是原样，只不过……
我望着蓝天白云，心想：雷锋叔叔，您，过的好吗?光阴如箭，转眼已51年了，您助人为乐的精神早已传遍整个华夏之地，每个炎黄子孙都以您为骄傲!
雷锋精神，是不求名利的。51年前，您为了队友而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那时，您才20多岁呀!您说过，助人为乐是不求回报的。可是，当今社会，别说助人为乐了，就连公交车上那简简单单的让座都难。
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去图书馆借书，好不容易等来了公交车，一上去，只见车上黑压压的一片，地板上全都是一个个还冒着烟的的烟头，和零食袋子还有水果皮。这还不算什么，真正让我们气愤的是，座位上都是一些年轻人，而站在那儿的，几乎都是抱着孩子的妇女和瘦弱的老人。看到这一幕，我和朋友心里都为他们愤愤不平。就在这时，坐在座位上的一个大姐姐站了起来，她笑盈盈的对旁边一个老奶奶说：“老人家，您累了吧，座吧。”那位老奶奶不停地推辞，但还是被劝动了，不好意思地坐下了。看到这一幕，我心想：原来这个社会上还是有活雷锋的。一会儿，公交车到站了，我和朋友下了车，朋友跟我说，这次看到了一个活雷锋呀!是呀，在车上，我们看到了不堪的画面，但同时也看到了“美丽的”画面。
雷锋，一个跨时代影响的人，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哥哥姐姐甚至弟弟妹妹，还有身边的每个人，都熟悉他的名字。每个人，都在赞颂他，赞颂他的品德，赞颂他的助人为乐，赞颂他的奉献，但，更值得我们赞颂的是——雷锋精神!
雷锋，这个熟悉名字，永远刻在我的心中，同时还有那伟大的雷锋精神!
著名人物的事迹篇3
小时候老师就叫我们唱《学习雷锋好榜样》，那时的我，只会照本宣唱，根本不会去体会歌词中的含义，对雷锋叔叔的一些事迹只是大致的翻一翻，根本就没有从本质上去学习他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雷锋在日记中详细的记录另外他在不对的点点滴滴，他在入伍第一天写道：今年1月8日，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了自己最崇高的愿望。祖国啊!到处都有我慈祥的母亲——中国共产党对我的亲切关怀和照顾。我到达部队的头一天，因为乘火车时车厢里热，我脱掉了衣服，下车受了凉。深夜睡不着觉，止不住地咳嗽，发烧，有时还发冷。下半夜了，营长来到我们宿舍，有的同志被子没有盖好，他轻轻地给盖好。他发现我还没睡，走到我身边见我咳嗽，就轻声问：“你感冒了么?”我说：“没什么。”当时我想，这点小病还是不告诉首长好，以免麻烦首长。营长连夜查铺两三次，发现我一直没睡，知道我感冒了，就从卫生连叫来一位医生给我诊治，吃了药，叫我好好睡觉。亲如爹娘的营长啊，怕我冻着，脱下自己的棉大衣，还送来一床新被子，都盖在我身上。我激动的泪水流湿了枕头，我真想掏出自己的心来献给党，我下定了决心，入伍了，一定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就这样，雷锋实现了这个愿望，他一生都在默默的为人名服务，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即使他的人已经不在了，但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已经深深的烙在我们的心里，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上。如，那一场惊天地的512大地震，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了，但那受灾的一幕幕仍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地震地二天，人民解放军投入到了救灾的行列中去，全国人民为灾区捐钱、捐物，帮助人民灾后重建，我们也拿出自己的零花钱，捐给了灾区的小朋友们。
雷锋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成长，我们不需要别人的提醒，我们已经把他的种种精神深深的烙在脑海里，这种精神将是我们的人生目标，人生信仰。三月是全国掀起学雷锋的，我认为雷锋他并没有离我们远走，他时刻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的周围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活雷锋。可有人说雷锋是三月来了，四月走。我想这种错误的思想一定要改正。因为我是生活在相亲相爱的大家庭里，我们一定要把雷锋精神永远传下去。
著名人物的事迹篇4
我心目中一直崇拜一个人，他就是闻名中外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他弃医从文，写下了许多著作!我崇拜鲁迅，因为少年鲁迅是苦难的，但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凭着坚强的意志战胜了困难。
曾经鲁迅家里是非常富有的!可是由于家中发生变故，家道中落。十二岁那年，父亲得了重病。鲁迅不得不把家中的财物那去当铺换钱，再用钱去药店抓药，所以经常迟到，被打手心，但他每天坚持去读书。
有一天，鲁迅又迟到啦!寿老先生拿着戒尺走到鲁迅面前严厉地说：“你怎么又迟到了?”鲁迅伸出手说：“你打吧!先生，我会改的，”寿老先生拿起戒尺打下去，可是戒尺在空中停留了几秒钟，最后还是没打去。鲁迅回到座位，暗暗地下定决心：以后我绝对不能迟到了。第二天早晨，桌子的右上角出现了一个“字”，那是鲁迅用小刀刻的。“早”字也深深地刻在鲁迅的心里。
在某个夜晚，天气异常寒冷，鲁迅一读书就读到半夜。他为了忍耐寒冷，在嘴里放了一个辣椒，直到辣得自己满头大汗，这样，自己体内就会有一些热量。他就用这种办法驱赶寒冷。有时，鲁迅竟读书读得废寝忘食。
少年鲁迅，是我学习的榜样!在世界上，许多人都成了家喻户晓的杰出人物。大家都很向往他们，很崇拜他们，他们创造出了许多奇迹，也开辟了许多科学道路。他们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每个名人都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某些人看来，他们只是轻而易举地得来“名人”这个称号。可是，他们都是通过发奋读书、刻苦学习，才取得了成就。
鲁迅就是通过发奋读书，最终才成为了我国的文学家。对，我也要学习他这种学习态度，他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都能如饥似渴地读书，现在，祖国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优越的条件，我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读书。
鲁迅先生的书伴着我懵懂的少年时代。《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跟随先生去嬉戏，体验一下冬日捕鸟的乐趣，再和小伙伴们一齐到鲁镇去观看那精彩的“社戏”，尝尝那香喷喷的罗汉豆，一齐感受那纯真无邪的童年趣事，一同分享那段美丽的童年时光。
这就是我最崇拜的名人——鲁迅。
著名人物的事迹篇5
时间永远是这样的匆匆流失，我已是七年级的中学生了。可以说我阅读的作品也已有几十打。在这寻多的作品中，寻的作品总是极富感染力与诱惑力。
鲁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作品《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总是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但又富有童真的性格特点。
鲁迅，他同样是个勤奋好学的人，他从原来以一直人们的疾病为己任，到后来他弃医从文，终成为了一代文学巨匠，思想泰斗，难道不是靠他的勤奋与努力吗?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文学天才，只不过将“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都用在多与写”罢了
鲁迅还是一个热爱祖国，坚韧的人。他面对外国列强“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他从来爱憎分明，用自己手中的笔杆，揭露了导师过名的劣根性，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用他自己手中的笔，写出“如匕首，如投枪”的优秀文章，直刺如敌人的心脏。
当然，他不仅仅是一个接触的作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痛斥敌人的同时，也深刻反省自己，他是一个“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之人人。也正是应合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座右铭，这也正式他医生所可手的原则。
随着我不断的成长，鲁迅那一头短硬的板刷头，一张严肃的果国字脸，一绺又浓又密的黑胡子，也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严重的鲁迅，渐渐想显示接近。【
著名人物的事迹篇6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一直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闻一多，其人生历程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笼罩在一片“可怕的冷静”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担负抗战时期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通道的昆明，因这个特殊位置，却处于思想活跃和新意时出的氛围中。在号称“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合大学内，闻一多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长，成为民主教授群体中的代表。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反动__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施放枪炮，威胁群众，激起广大师生的无比愤慨。次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竟然编造假新闻，诬指这次集会是土匪__。这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昆明市3万学生当天举行总罢课，__国民党__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12月1日，国民党__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至极，他严正指出：“‘一二·一’暴行是太凶残丑恶，卑鄙无耻了!比之于当年的‘三·一八’惨案，凶残的程度更进了一步，这是白色恐怖吗?这是黑色恐怖!”
为扩大这次斗争的影响，当时的中共南方局指示，1946年3月17日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出殡__和公葬仪式。当日，3万人参加__队伍，__队伍所经之处，万人空巷，路祭不断。闻一多始终走在__队伍的最前列，他在安葬仪式上悲愤地指出：“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凶手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的。”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与此同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血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昆明这座光荣绚丽的城市，又陷入了血雨腥风的恐怖气氛之中。
1946年7月11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闻一多不相信自己的战友会这样快地死去。他流着热泪，不停地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
这时的昆明气氛异常紧张，有消息说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避一避。但是闻一多却大义凛然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说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将何以对死者，何以对人民!”
1946年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出于安全考虑，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后一次的讲演》。闻一多在讲演中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是“历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
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他誓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他向在场的人强调：“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__的末日!”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天下午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闻一多这个激情的诗人，这个热血的战士，就这样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__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他的热血与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一起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洪流，染红了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正气之歌!
著名人物的事迹篇7
从文明之火初燃的那一刻起，数学就与人类相伴。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列出了88位古今数学伟人，华罗庚就位列其中。
初露锋芒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他家境贫穷，决心努力学习。上中学时，在一次数学课上，老师给同学们出了一道著名的难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余二，五五数之余三，七七数之余二，问物几何？”大家正在思考时，华罗庚站起来说“23”，他的回答使老师惊喜不已，并得到老师的表扬。从此，他喜欢上了数学。
他刚入校的时候，许多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平庸、低能”，他暗暗发誓，一定要用优异的学习成绩来回击这种偏见！从此，华罗庚全身心地钻到数学里，如同着了魔似的`。他的脑袋里装满了数学公式，攻克数学难题成了他最大的乐趣。白天，他连走路时都在思索着解题方法；夜里，他守着小油灯不知疲倦地演算着……就这样，华罗庚攻下了一道道难题，并从中享受到了无穷的快乐。
勤奋成才
华罗庚家境贫寒，初中未毕业便辍学在家。他已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辍学之后，更懂得用功读书。可怜的是他只有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及一本从老师那儿借来摘抄的50页的微积分。
为了抽出时间学习，他经常早起。隔壁邻居早起磨豆腐的时候，华罗庚已经点着油灯在看书了。伏天的晚上，他很少到外面去乘凉，而是在蚊子嗡嗡叫的小店里学习。严冬，他常常把砚台放在脚炉上，一边磨墨一边用毛笔蘸着墨汁做习题。每逢年节，华罗庚也不去亲戚家里串门，埋头在家里读书。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 “罗呆子”。
他的志气与行径，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阻力愈大，反阻力也愈大；困难愈多，克服困难的决心也愈坚。没有时间，他养成了早起、善于利用零碎时间、善于心算的习惯。没有书，也养成了他勤于动手、勤于独立思考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身残志坚
华罗庚十九岁那年，染上了极其可怕的伤寒病。这场大病，几乎毁了他的一生。从旧历腊月廿四日开始，他足足病了半年，从此因病左腿残疾，走路要左腿先画一个大圆圈，右腿再迈上一小步。对于这种奇特而费力的步履，他曾幽默地戏称为“圆与切线的运动”。
在逆境中，他顽强地与命运抗争，誓言是：“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 经过了几年的自学，华罗庚开始在杂志上投稿。一开始，他的稿件不断被拒绝。原因是他写的问题已被国外某个专家给证明过了。这反而使华罗庚增添了信心，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他自己钻研出来的，并没有看过别人的解题方法。
1930年，华罗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被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发现，让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这时华罗庚只有21岁，他终于离开了杂货店的“暗室”，来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
天才出于勤奋
来到清华工作，是华罗庚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的数学生涯也真正从这儿开始。
从初中毕业生到一个大学教师，华罗庚只花了六年半时间。他后来对友人说：“人家受的教育比我多，我必须用加倍的时间以补救我的缺失，所以人家每天8小时的工作，我要工作12小时以上才觉得安心。”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4年中，在数论方面发表了十几篇论文，自修了英、法、德语。25岁时他已成为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华罗庚迅速由助理提升为助教、教员，以后又被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聘为研究员。
华罗庚从不迷信天才，认为：“天才由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他提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而终”的名言，作为对自己的告诫。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还这样写道：“发白才知智叟呆，埋头苦干向未来，勤能补拙是良剂，一分辛苦一分才。”
不慕虚名求真学
1936年，华罗庚26岁，由清华保送到英国留学，就读的是最著名的剑桥大学。数学首席教授哈代托人告诉华罗庚他只要一年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需要一年专心研究一个问题，但华罗庚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他放弃了博士学位，作为访问学者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在剑桥的两年时间写了20篇论文。论水准，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 他提出的一个理论被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改进了哈代的结论，哈代说：“太好了，我的著作把它写成是无法改进的，这回我的著作非改不可了！”华罗庚被认为是“剑桥的光荣”！
在剑桥大学的两年中，华罗庚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的哥德巴赫问题”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英、苏、印度、法、德等国的杂志上，其中包括《论高斯的完整三角和估计问题》这篇有名的论文。按其成就，已经越过了每一条院士的要求，但在剑桥他从未正式申请过学位。他拥有的唯一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爱国情深
1938年，抗日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英国人要华罗庚留下来教书，他毅然放弃在英国的一切回到祖国，到西南联大与同胞们共患难。清华大学的资格审查委员会一致通过，让只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晋升为大学教授。
1946年秋天，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华罗庚再次出国，美国伊利诺大学把华罗庚聘为终身教授，并给了他相当优厚的待遇，希望他把那里建成世界级的代数研究中心。1950年，祖国解放的消息传到美国，华罗庚毅然放弃优厚的条件，举家回国。
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数学研究事业之中。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200余篇学术论文，10部专著，其中8部为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数学经典著作之列。他还写了10余部科普作品。他的名字已载入国际著名科学家的史册。他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著名人物的事迹篇8
郭沫若，生于1892年，卒于1978年，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幼年诵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等书，培育了他最早对诗歌的兴趣。
清朝政府开始进行一些表面的改革以后，他也偶尔有机会接触一些介绍世界大势和民主启蒙的书刊，开拓了胸襟和眼界。在小学和中学时代，郭沫若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庄子》、《楚辞》、《史记》、《文选》等，作了较广泛的涉猎，并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迪和影响，不满黑暗腐败的学校教育，起来反对，3次遭到校方斥退，初步显示出他的叛逆的性格。辛亥革命虽曾给他以短暂兴奋，但政局的混乱不久便为他带来失望和苦闷，使他产生了离开四川向广阔的世界“奋飞”的愿望。
1913年底，郭沫若离国经过朝鲜于第二年年初抵达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5年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3年毕业后入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科。他选择医学是想拿它“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在日本的生活，使他感受到军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21条不平等条约，郭沫若怀着“冲冠有怒与天齐”的爱国义愤，一度回到上海。
在日本前4年的学习里，他阅读了不少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从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里汲取了多方面的滋养。因为接近泰戈尔、歌德的作品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的著作，又使他受到了泛神论思想的影响。当然，作为一个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人，不可能真正相信“神”的存在，他自己就明白地表示过：“泛神便是无神。”他的“有些泛神论的倾向”，一方面是因为泛神论思想跟他当时蔑视偶像权威、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大体上合拍，另一方面也因为泛神论所提供的“物我无间”的境界，适合于诗人驰骋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把宇宙万物拟人化、诗化，视之为有生命的抒情对象。郭沫若之所以赞同“诗人的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这种很不确切的说法，原因也在这里。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了青年郭沫若以极大的鼓舞。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欧洲各种新思潮，也使他产生广泛的兴趣。他怀着改造社会的朦胧思想和振兴民族的饱满热情，开始文学活动。还同留日的部分爱国学生一起组织夏社，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工作。1919年2、3月间，郭沫若写了具有爱国思想的小说《牧羊哀话》。不久，他的新诗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宗白华编辑）上发表。从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是郭沫若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1921年诗集《女神》出版，不仅确立了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广阔的天地。
1921年7月创造社组成，郭沫若是它的发起人和主要的成员。1921、1922这两年中，郭沫若曾3次回国。国内的黑暗现实，使他对“五四”后祖国弃旧图新的美丽憧憬，以及希望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陡然归于破灭；向来为诗人所赞美的大自然，也一变而为寄托其满怀抑郁和无边寂寞的所在。诗集《星空》中那些含着“深沉的苦闷”、借抒写自然以求解脱的诗篇，就是这种思想情绪的明显的反映。
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回国。继《创造》季刊之后，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经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这是前期创造社活动的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郭沫若的政治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由于受到“二七”运动以后革命形势的激发，他从忧伤和痛苦中奋起。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个性主义的影响，时而流露着用个人的自觉力量击退传统的重压，以争取社会解放的思想；然而诗人的敏感却又使他开始看到“私产制度的束缚”，不仅高呼“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并且指出“唯物史观的见解”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这种认识自然还不免有点笼统，却也成为可贵的思想因素出现在创作实践里。从那时起，《星空》里那种对自然的抒写消失了，而在《女神》中已表现出来的对工农的赞美则显得更为热烈。作者声称自己不再迷恋“矛盾万端的自然”的“冷脸”，却愿意去“紧握”劳苦人民“伸着的手儿”。作为诗人心灵的写照，《前茅》便是这一变化的鲜明记录。
1924年，《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相继停刊，创造社的几个主要作家如郁达夫、成仿吾均先后离散，创造社前期的活动到此告一段落。郭沫若因为刊物在出版上受到挫折，个人生活又十分窘迫，在思想上产生了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这年4月赴日本，通过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使他稍有系统地接触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尽管这本书有较大缺陷，但在郭沫若思想发展的历程上，的确起过重要的作用。他自己说：“这本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彷徨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过去，郭沫若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怀着茫然的憎恨，而这本书却使他“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制度之进行，如百川之朝宗于海，这是必然的路径。”也就在同一年，郭沫若曾赴宜兴调查齐卢之战的战迹。军阀混战的罪恶，人民生活的苦难，使他对充满阶级矛盾的现实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1925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时的郭沫若，在大革命形势的鼓舞和教育下，世界观包括文艺观都有很大的变化。他进一步批判了个性主义。1925年底在《文艺论集》的序文里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佞妄。”他还指出：“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生活自由，大家应得同样的生活自由。”在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中，他在《洪水》半月刊上陆续发表了《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新国家的创造》等一系列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和鲜明的阶级观点的文章，有力地回击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歪曲和诬蔑，揭露了他们“在旧式的国家制度之下主张富国强兵以图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的反动实质，主张“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建设公产制度的新国家，以求达到全人类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
郭沫若于1926年3月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在离沪前后写了《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等文，表明他的文艺思想又有新的发展。他在文章里，运用阶级观点，根据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和文学的社会作用，以正面申说的方式批判了文艺的无目的论和非功利主义的倾向。同时，《革命与文学》一文还以“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的定义，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实际内容。《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也认定：“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尽管这两篇文章还有早期革命文学理论所难以避免的那些简单、笼统的缺点，但它们代表了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大革命浪潮推动下的觉醒和进步。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郭沫若投入了战争的洪流，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当蒋介石叛变革命、杀害革命群众的时候，他在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的罪行。指出蒋介石是“一个比吴佩革、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同年，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军南下途中参加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在广东失败后，郭沫若经由香港回到上海，写诗集《恢复》，以“狂暴的音乐”、“鞺鞑的鼙鼓”回答了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上海掀起的时候，郭沫若是它的积极的参加者和支持者。
1928年以后，郭沫若在日本度过了10年的流亡生活。在这期间，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学和古代社会历史，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唯物史观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还对“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作了积极的支持。此外，写了自传《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等。对于这“海外十年”，周恩来曾指出：这是郭沫若在革命退潮时“保持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的十年。
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有关抗战的文化宣传工作。在文艺创作方面，写了《战声》、《蜩螗集》等诗集及屈原、虎符等多部历史剧。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坚持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创作上也不断地取得新的收获。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除了继续不倦地进行文学活动外，还长期担负着繁重的党和国家的事务，从事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领导工作，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逝世。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杰出的诗人、作家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